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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文藝創作的“自由”問題_中國現代文學運動史

        時間:2020-12-20 理論教育 聯系我們

        關于文藝創作的“自由”問題_中國現代文學運動

        胡秋原,曾就讀于武昌大學復旦大學,1929年赴日留學,次年回國,在上海從事翻譯和教學工作。1931年12月25日,他參加了《文化評論》半月刊的創刊和編輯工作。在他執筆的題為《真理之檄》的創刊社評中說“五四運動之使命,反封建文化的使命,并沒有完成”,因此“今后的文化運動,就是要繼續完成五四之遺業”,清算、批判“封建意識形態之殘骸與變種”、“各種帝國主義時代的意識形態”等。文章同時指責“文化界之混沌與烏煙瘴氣,再也沒有今日之甚了”。因此表示“我們是自由智識階級,完全站在客觀的立場,說明一切批評一切,我們沒有一定的黨見,如果有,那便是愛護真理的信心”。

        這種自由智識階級,超越一切黨派的“自由人”的這篇“社評”,不可能完全表達編輯同人的意見,作為“自由人”的胡秋原,在創刊號上又另發表了《阿狗文藝論》(注:在收入《文藝自由論辯集》中,只截取文章的第一節《藝術非至下》)。文章的主旨有兩個:一是猛烈地批判、抨擊“民族主義文學”(這里不作摘引留待后文詳細引用和分析);二是宣揚“超階級”、“超時代”的文藝論:“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藝術雖然不是‘至上’,然而也決不是‘至下’的東西。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藝術家雖然不是神圣的,然而也決不是叭兒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論,來強奸文學,是對于藝術尊嚴不可恕的冒瀆”。

        這里宣揚的是“超階級”的“自由的”文藝觀,反對政治干涉文藝,反對把文藝變成政治的留聲機,反對把文藝變成政治的一種工具。

        最先對胡秋原的文章作出反應的是譚四海,他在《中國與世界》第2期上發文駁斥道:“‘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是永久絕對的自由與民主,而不是階級性的,受社會一切限制了的”。他們宣稱的“自由智識”,是“想在嚴陣激戰之中,找第三個‘安身地’,結果是‘為虎作倀’”。

        對《真理之檄》提出意見的是文藝新聞社,1932年1月18日《文藝新聞》周刊45號發表了《請脫棄“五四”的衣衫》,指出:我們的文化運動,應該早早脫棄“五四”的反封建的衣衫,現在還提出有反封建的任務,是分散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戰斗力量。

        胡秋原緊隨《文化評論》上的兩篇文章后,又發表了4篇文章。從他這些文章的針對性看,他是有目的、有準備的,這些文章是:1932年3月12日發表了《錢杏邨理論之清算》(《讀書雜志》2卷1期),4月20日發表了《是誰為虎作倀?》、《文化運動問題—關于“五四”答文藝新聞記者》、《勿侵略文藝》(三篇載《文化評論》)。

        突然提出“清算”錢杏邨,這對于“左聯”是沒有想到,更沒有思想準備的。但是,問題既已提出,左翼文藝論者必須明確答復,在研究了胡的文章后,指出:胡秋原“不是為了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而批判了錢杏邨,卻是為了反‘普羅’革命文學,而攻擊了錢杏邨;他不是攻擊錢杏邨個人,而是進攻整個‘普羅’革命文學運動”。左翼文藝論者這樣說,不是承認錢杏邨理論的正確,也不是維護錢杏邨個人,而是為了維護“普羅”革命文學。

        錢杏邨(1900—1977)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家。1927年8月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到上海,同年底與蔣光慈等發起組織太陽社,同創造社一起倡導革命文學。其間,與魯迅茅盾就革命文學的諸多問題發生激烈爭論。寫有作家論、作品論、文藝理論論文,還引進“新寫實主義”的概念,并將它作為文學創作方法理論加以推廣,成為“普羅”文學的一名活躍的理論批評家,在左翼文壇初期頗有影響。但是,隨著革命文學的發展,他的理論就暴露出這樣那樣的問題。胡秋原抓著了他的理論文章中的問題,明確指出:錢杏邨雖然打的是“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招牌,但“其內容可說是和馬克思主義毫不相干”。

        胡秋原對于錢杏邨的“清算”,是頗用功力的,他的一萬六千多字的煌煌大論就是明證。至于這種“清算”的“醉翁之意”,左翼文藝家明確指出是攻擊“普羅”文藝。

        胡秋原的文章開篇,用挖苦、嘲諷的口吻,先對錢杏邨作了一番奚落,隨后是四個方面的“清算”:

        一、基礎理論之混亂

        錢先生不懂別林斯基和普列漢諾夫關于藝術的第一個基本命題—“藝術是藉形象而思索的科學美學”,不正確地用譯文做根據,不恰當地談論“藝術是作為感情與思想的社會化的手段”,“抄襲”日本的那些不正確的“目的意識論”。他將這些破碎的理論常當作寶貝“胡亂吹牛”,他還用蘇聯“拉普”的藝術是“教育手段,組織工具”的意見,又“生吞伊里奇的話談大眾文學”。他卻“昏迷混亂而不自知”。

        二、俗流觀念論之本體

        胡秋原指出錢杏邨批評魯迅、茅盾、郭沫若郁達夫、蔣光慈等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表現出他“實在是一個最庸俗的觀念論者”,“他之所謂‘馬克思主義’,只是搬弄‘時代’兩個大字……將時代二字極抽象地、極混亂地使用……他又絲毫不能深入‘時代’的本質……不明白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會”。

        三、非真實批評

        胡秋原指責錢杏邨的作家批評“處處表現那種使人難堪的非真實的批評”,而表現得最露骨的莫過于對蔣光慈的“同伙吹噓”了,他用“極高的禮贊,過度的揄揚,抬蔣光慈的創作”。對于批評蔣光慈的,他就破口謾罵。他的批評,“只會皮毛地模仿”,“缺乏獨創”,他的“批評論文,好像成了一個公式……不獨手法一樣,甚至于內容,字句總不出老規矩和打油調,死也不能給人一點什么東西”,“結果變成革命八股”。(www.new968.com)

        四、右傾機會主義

        錢杏邨的批評文字,“從觀念論出發,而又缺乏偉大批評家的識力,必然會陷入右傾機會主義,而這右傾機會主義又必定與左稚空談并行,或穿著左傾的外衣”。本來,“真正的科學批評,同時也就成為政治的批評,然而錢先生的膚淺的政治批評,結果就成為非科學的批評了”。

        文章說,“凡這些,不僅僅使中國馬克思主義批評走到不正確的路線,而這個痼疾,也傳染于二三左翼作家創作之中”。

        《文化評論》第四期上的三篇文章,其中的《誰為虎作倀?》是反駁譚四海的,反問道:“誰為虎作倀”了?我們是自由知識階級,“不過表明:一、只是一個知識分子;二、是站在自由人的立場。事實是如此,因為我們:一、不愿自稱革命先鋒;二。我們無黨無派,我們的方法是唯物史觀,我們的態度是自由人立場。”這里,他們用宣言式的文字,向社會、左翼文壇重申他們的無黨無派的“自由人”的立場。

        《勿侵略文藝》,這篇署名HCH的文章,把胡秋原的“自由人”的本質暴露得明白無遺,文章開篇就申明:我不否定民族文藝,也沒有否定“普羅”文藝。“我并不主張只準某種藝術存在而排斥其他藝術,因為我是一個自由人”,“無論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的自然主義文學,趣味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文學,革命文學,‘普羅’文學,小資產階級文學,民族文學以及最近的民義文學,我覺得都不妨讓他存在,但也不主張只準某一種文學把持文壇”。“有某種政治主張的人,每歡喜將他的政見與文藝結婚,于是乎有A主義文藝,X主義文藝,以至Z主義文藝,五光十色,熱鬧得很”。這樣下去,“我想將來也許有大糞文藝的名詞了”。把政治加于文藝,其結果就“破壞了藝術之形式;因為藝術不是宣傳,描寫不是議論,不然,都是使人煩厭的”。

        胡秋原的文章提出了幾個重大原則問題,向左翼文藝挑戰:

        第一,“清算”錢杏邨的理論錯誤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抓著了錢的理論錯誤的核心問題沒有?

        第二,文藝是不是超階級的,自由的?在階級社會中,有所謂超階級的“自由人”嗎?

        第三,不準侵略文藝的叫嚷的本質是什么?

        第四,文藝與政治到底有沒有關系?

        左翼文藝理論家們,面對胡秋原所標榜的“自由人”的立場,他所宣揚的超階級的觀點,明確指出:胡秋原的文藝自由論,是虛偽的客觀主義,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謬論。

        瞿秋白于是發表了《“自由人”的文化運動—答復胡秋原和〈文化評論〉》(載5月23日《文藝新聞》周刊第56號),其中就“藝術至上論”和文藝“自由論”重點予以駁斥:胡所宣揚的“藝術至上論”的觀點,表明“他對于階級,對于黨派,是十分的恐懼,唯恐怕沾(玷)污了他‘高尚情思的文藝’”。所以他叫嚷著“不準侵略文藝!”但是“你是叫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不準侵略文藝?而事實上,中國的,以及東洋西洋的統治階級,地主階級或者資產階級,都在用文藝做階級斗爭的一種武器。你的叫喊,事實上,說客氣些,客觀上是幫助統治階級—用‘大家不準侵略文藝’的假面具,來實行攻擊無產階級的階級文藝”。

        這段話,揭穿了“自由人”的本質,簡明扼要地指出:在統治階級歷來就掌握文藝的武器,并用它來做階級斗爭的工具的時候,無視這一事實,卻叫嚷不要侵略文藝,其實質就是在幫助統治階級,反對無產階級掌握文藝的武器。

        洛陽馮雪峰)作《“阿狗文藝”論者的丑臉譜—洛陽君致編者》(載6月《文藝新聞》周刊58號),專為胡秋原攻擊錢杏邨的文章而寫。信的開頭就毫不掩飾地坦誠地說:“錢杏邨的文藝批評,自他的開始一直到現在,都不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對于錢的錯誤,“左聯”早就要給他以批評,但遲遲沒能拿出一篇系統的批判論文來,這就給了一些人以機會。他們“想借了‘清算’他的錯誤的名義而進攻整個‘普羅’革命文學運動的陰謀,是不能損害我們的”。信明確地指出:胡秋原“清算”錢杏邨的目的,是反對“普羅”文學。“胡秋原在這里不是為了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而批判了錢杏邨,卻是為了反‘普羅’革命文學而攻擊了錢杏邨;他不是攻擊錢杏邨個人,而是進攻整個‘普羅’革命文學運動”。這就“真正暴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會民主主義派的真面目”。表面上看來,胡秋原的文章仿佛道著了錢杏邨的錯誤,但是,他自己就是個右傾機會主義者、觀念論者,他怎能道出別人的右傾機會主義、觀念論的錯誤呢?胡秋原根本不懂得,“錢杏邨的一切錯誤的根本,在于他常常表現的階級的妥協與投降。而胡秋原的主義,是文學的自由,是反對文學的階級性的強調,是文學的階級的任務的取消。這是一切問題的中心”。

        瞿秋白署名易嘉發表了第二篇文章《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載1932年10月1日《現代》1卷6號)。文章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批判“‘萬花撩亂’的胡秋原”的,文章用簡明的語言,揭露了文藝“自由”論的實質,深刻地揭示了文學藝術的階級性:“著作家和批評家,有意的無意的反映著某一階級的生活,因此,也就贊助著某一階級的斗爭。在階級的社會里,沒有真正的實在的自由,當無產階級公開的要求文藝的斗爭工具的時候,誰要出來大叫‘勿侵略文藝’誰就無意之中做了偽善的資產階級的藝術至上派的‘留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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