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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諧”的“對話”意蘊及其當代啟示

        時間:2020-09-28 百科知識 聯系我們

        和諧”的“對話”意蘊及其當代啟示_核心價值與東西哲學會通

        胡軍良

        摘 要:中國傳統“和諧”理念與西方思想界的“對話”理念可以交織疊合、互詮會通,即不僅“和諧”有著極為深厚的對話意蘊,而且“對話”也以“和諧”訴求為其基本歸依。“和諧”的對話意蘊可以為社會和諧狀態的達成、社會核心價值的確立以及中西文化的和諧共處提供重要的思想借鑒。

        關鍵詞:和諧;對話;社會之和諧;社會之核心價值;中西文化

        對于中國傳統典籍之中的“和諧”理念,我們誠然既要作文本上的聚焦與梳理,但也要做出相應的現代之詮釋以勃興其生命力。當我們把中國傳統“和諧”理念之思置于當代哲學的語境中,便會感同身受、溫故知新地發現,中國傳統“和諧”理念與西方思想界的“對話”理念可以交織疊合、互詮會通,即不僅“和諧”有著極為深厚的對話意蘊,而且“對話”也以“和諧”訴求為其基本歸依。

        一、中國傳統的“和諧”理念及其“對話”意蘊

        “和諧”一詞以各種方式顯露或隱匿于浩瀚的中國傳統典籍之中。由于“諧”與“和”意義相近,所謂“和,諧也”(《廣雅·釋古三》)。故而古人于傳統典籍文獻中多用“和”,而較少使用“和諧”,不過“和”即是“和諧”當無異議。雖然關乎“和”的闡揚俯拾皆是,但是掠過先賢們論述與闡揚“和”之角度的差異,我們即可發現,傳統典籍中的“和”基本上包含著下述這樣幾個共同的看法:

        其一,“和”指的是不同事物、不同要素之間融洽地相呼應、相并存、相契洽,也是截然對立的事物及其構成要素之間的互動、協同、溝通與契合。諸如“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氤氳相蕩勝負屈伸之始”(《正蒙·太和》)。

        其二,“和”是宇宙萬物賴以產生與發展的普遍原則與最佳狀態。正是因為“和”,事物才能獲得其存在。正是因為“和”,萬物才得以并育而不相害,道才得以并行而不相悖。諸如“和實生物”(《國語·鄭語》),“物和則嘉成”(《左傳》),“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莊子·田子方》),“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淮南子·天文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中庸》),“中和氣得,萬物滋生”(《太平經》)。

        其三,“和”是人類改造主客觀世界的重要方法與原則,是“治身”“治物”“治國”之道,是一種道德理想、人格理想與社會理想。諸如“以德和民”(《左傳》),“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尚書·堯典》)。“德莫大于和,道莫正于中”,“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君子和而不流”(《禮記·中庸》),“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管子·立政》)。“樂之務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適”(《呂氏春秋·適音》)。

        其四,“和”不是“同”,“和”不是無視差異、消解差異的“整齊劃一”,而是包涵具體性、差異性、多樣性的“辯證統一”。無“異”不成其為“和”,“只有幾種異合在一起形成統一時才有和”。[1]諸如“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風長而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國語·鄭語》)。“和如羹焉……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左傳·昭公二十年》)。

        其五,“和”不是靜態、圓滿自足的自我封閉,而是動態、兼容并蓄的溝通與開放。“和”一方面需要有內部的契合,另一方面又需要有外在的協調。正所謂“交通成和”(《莊子·田子方》),“交感合和”(《類經·運氣》),“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周易》)。

        與“和諧”理念相映成趣的是,“對話”理念在西方思想史,尤其是哲學史上可謂源遠流長、清晰可辨。蘇格拉底一問一答的“詰問法”使得真知與異見展開對話,柏拉圖所開啟的問答、對話體例以及對“辯證法”的極度推崇無一不是對對話理念的呈現與體認。如果說自西方哲學發端之日起,對話理念還是以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緩步出場的話,那么,自西方哲學語言學轉向以降,這一理念則以一種逢人說項的方式闊步前行、獨超眾類。它不僅彌漫、滲透與消融于諸多哲學流派以及哲學問題之中,而且還輻射影響至其他學科領域

        后期維特根斯坦通過“語言游戲說”強調語言的語境、語用、公共性與交流性,消除語言的私人性,從而昭示了認識論形態從獨白到對話、從絕對主義到相對主義的嬗變。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通過一種“問答邏輯”的方式使“解釋與文本”“讀者與作者”“給予與接受”展開對話,反對任何基礎,懸置任何中心,從而達到“我”與“你”的“視閾交融”,使得自我封閉的“獨白”式語言到無限敞開的“對話式”語言的轉變。后現代主義更是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把“去先驗”“去中心”“反本質”和“反基礎”的訴求推向了極致,宣判了“理性獨白”的破產與式微。早期阿倫特公共領域”的開顯,其目的主要旨在消除權力話語,從而為對話提供現實平臺。馬丁·布伯用我—你關系取代我—它關系、用交互性原則取代主賓性原則,從而使得對話主義異軍突起,名噪一時。此外,羅爾斯的“重疊共識”、列維那斯的“絕對他者”理論、后期胡塞爾主體間性思想、當代“情景主義”和“脈絡主義”理論以及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對話倫理學”無一不是關乎對話理念的注腳與宣言

        對話理念對學科領域的輻射與影響也是無可爭辯、有目共睹的。科學的解釋學與語言學轉向、對話教學與教育的主體間性轉向無一不是對對話理念的發揮與運用。即便是當今之顯學、有“學術皇冠上的明珠”之稱的經濟學也在訴諸對話思想(比如博弈模型),從而使自身走出“囚徒困境”。倫理學也在逐步走出自身獨白的困境,呈現出從獨白走向對話的嬗變,從而為重建當代倫理的對話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契機與可能。無獨有偶,對話政治學、對話詩學、對話法學、對話行政學和對話宗教學也在這一語境下浮出水面。由此可見,對話思想已深入人心,其影響之廣也已明確無疑。

        西方思想史上“對話”理念的出現無疑是對“獨白”理念的糾偏與反撥。所謂獨白,就是一種以“述謂性”的語言代替“交互性”的語言,無視主體間的對話,或者說只以主客二體為中心,并執迷于主客二元、非此即彼的一種思想探究方式,其結果必然導致先驗主義、本質主義、基礎主義、各類中心主義的大行其道。相反,對話理念則是人類思想探究方式上類似于康德以主體中心取代客體中心的一場革故鼎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它從主體性轉向主體間性,從默默獨語的工具理性轉向聲情并茂的溝通理性,從對先驗主義、本質主義、基礎主義的情有獨鐘轉向對“去中心”“去先驗”“反本質”“反基礎”的推崇備至。在對話理念那里,沒有君臨萬物的先驗理性,唯有平等協商的對話精神,沒有永恒自在、以一馭萬的絕對本質、主奴邏輯,唯有你說我也說、你聽我也聽、我在你也在的共識、共在訴求。

        由上觀之,“和諧”與“對話”并不會因為其地域的差異、所屬傳統的分殊而走向對峙,而恰恰會因為其本質的趨同而走向會通。倘若沒有對話機制的引入,沒有溝通理性、程序理性的彰顯,不可能會有和諧狀態的達成。“對話意味著生命,對抗意味著死亡。”[2]“對話”是一種“異”中求“和”(和諧)的思維方略,“和諧”則是一種具有深刻的“對話”意蘊的存在樣態。因此,兩者在精神理路上完全可以相通。就“和諧”所凸顯的“對話”意蘊而言,撮其樞要,主要體現于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和諧”是一種協商溝通的共識謀劃。和諧不是齊一,它既非純然的一,也非純然的多,而是多向一的運動。真正的和諧不是意見的完全統一或理智觀點的截然相同,而是援用平等的對話方式,通過在理想語言和語境基礎上的對話或商談,甚至是反復辯談以朝同一個方向邁步的意向和努力。

        其二,“和諧”具有真誠、平等對話的價值取向。和諧“不是孤獨的思想者與他自己的獨白,而是我與你之間的對話。”[3]真正的和諧不是奠基于主客、認知和實用關系之上,而應該奠基于主體間、相遇和會合的關系之中。我與你的對話其前提在于雙方既擁有平等自由的“話語意志”,又能夠開誠布公、坦誠相待。否則,不僅難有對話,更談不上和諧。

        其三,“和諧”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論式的共在訴求。我與你不是此存彼亡、非此即彼的敵對關系,而是盛則俱盛、衰則俱衰的共在關系。“他者并不一定就是入侵者、挑戰者或競爭者。他者完全可能是朋友、伙伴、同道、合作者或咨議人。”[4]實際上,人與萬物同根一體,息息相通。用莊子的話說就是“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用宋儒張載的話說就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

        其四,“和諧”力主“以他平他”“和而不同”的差異認同。我與你的對話不能以共識訴求、和諧共在來消解彼此的差異,以一方“凌駕”“擠兌”“取代”“消滅”或者“同化”另一方。事物唯有以相異與多維為前提(“以他平他”),才能齊頭并進、和諧發展;相反,如果事物無視差異、不容異己、拒斥對話(“以同裨同”),其結果只能是一損俱損、生機全無。

        其五,“和諧”具有消解中心、寬容互讓的理性擔當。真正的“和諧”不是固守基礎、堅守中心,不是以基礎或者中心來統率一切他者。固守基礎與中心只能淪為自我獨白與孤芳自賞,只能遁入某種話語霸權與權力話語之中。真正的“和諧”乃是以“一體之仁”的方式通達“人己無礙”“物我不隔”“萬物為一”的境界。用朱子的話來說,就是“萬物一原,固無一物貴賤之殊”(《朱子語類》卷4)。“無礙”“不隔”“一原”不是要否認差異,而是要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對他人寬容互讓,以博大的胸懷接納他者,并通過與他者的相遇、碰撞、對話、溝通從而達到理性的和諧。

        二、和諧之“對話”意蘊的當代啟示

        既然“和諧”與“對話”在當代的哲學語境中可以不期而遇、不謀而合,正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5]。正所謂“人作為天地間的生靈,其相通性決定了對話的可能性,其相異性決定了對話的必要性。”[6]可見無論東方西方、抑或古人今人,概莫能外地把尊重差異、共識共在、溝通對話視為事物和諧、和平共處的不二法門,而這不正是“和諧”與“對話”的主旨與意趣之所在嗎?就此而言,那么我們不妨把“和諧”的對話意蘊作為社會和諧狀態的達成和社會核心價值的確立,以及中西文化的和諧共處的思想借鏡,從而開啟一些新思。

        其一,和諧的“對話”意蘊對社會和諧狀態達成的重要啟示。我們知道,一個社會的和諧歸根結底離不開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傳統與現代的和諧這樣三個層面。而現實地看,這三個層面的和諧狀態卻不盡如人意。生態危機、社會危機乃至文化危機對之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聚焦當今世界,其種種危機,究源以竟委,乃是因為對話機制的缺失,正是由于人與自然沒有真正的對話,才會有人類中心主義抑或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出現,才會導致水源污染空氣污染、土地沙化、酸雨危害、溫室效應等各種生態危機,才會使人與自然的和諧成為一種熱望與奢求。正是由于人與人之間缺乏真正的對話,才會有道德滑坡、倫理失范、誠信缺失、信仰危機、人際關系冷漠與異化等各種社會危機的出現。正是由于傳統和現代之間難有真正的對話,才會有“傳統中心論”與“現代中心論”等各種無謂之爭,以致二者難以和諧相處的文化危機。而上述種種危機的克服,三個層面和諧樣態的達成,其基本路徑無一例外地不能訴諸獨白式、中心化的思維方式,而應該訴諸溝通對話這一思維范式

        就人與自然的和諧問題而言,我們既不能鐘情于人類中心主義,也不能執迷于非人類中心主義,即我們不能把人視為宇宙的中心,把人視作萬物的權衡,也不能寄希望于“開明的人類中心主義”“生物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動物權利論”等“非人類中心主義”以尋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之道。因為就思維理絡而言,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并非迥然相異,而是本質趨同,即它們都流于一種中心化、基礎化、本質化的思維范式。在這樣的前提下,人和自然都不是平等的對話主體。理想的方式乃是,讓人與自然真誠平等地對話,不是把人與自然的關系單純視為主體與客體的“我—它”關系,而是把人與自然視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通有無、平等對話與交流的“我—你”關系。唯有如此,才能尋求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重疊共識,才能真正走出人與自然不和諧的泥淖,才能真正走上重建生態和諧的光明大道,人類才能變驕橫的征服態度為溫和的關愛態度,“‘人是地球的主人’的豪言壯語才能讓位于‘地球是人類的母親’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這一謙卑的反省和深刻的憬悟。”[7]

        就人與人的和諧問題而言,我們既不能把主體性的他者視作對象性的存在、工具或手段,也不能走向完全自我拋棄、消解排斥自身的唯他狀態。既要走出主體中心,走出唯我論與自我中心主義,從而把主體性的他者視作伙伴性的存在與目的,又要走向以語言為中介,以交往、溝通、對話為實踐旨趣的主體間性,以及以和諧共在、心靈溝通為取向的交往共同體。既要敞開各自真實的自我,真誠表達自己的思想,又要袒露自己的內心,開放自己的心靈,既真實表達自身思想、觀點、好惡、情感和愿望,又不依憑權威或權勢,甚至濫用權力和暴力等手段壓迫另一方。唯有如此,我們方能共同尋找生命的意義,搭建抵達人際和諧的橋梁,方能使社會走向和諧。(www.new968.com)

        就傳統與現代的和諧問題而言,我們既不能囿于無視現代的“傳統中心論”,也不能拘泥于無視傳統的“現代中心論”。既不能據傳統有別于現代,就將二者截然兩離,切斷其歷史聯系,過分夸大二者之間的落差,甚至對傳統橫加指責、全盤否定,也不能據傳統總是要“在歷史流傳過程中顯現自身,展開自身”[8],總是先行于我們的反思,總是構成我們一切言行的邏輯始點與“前見”,就武斷認定現代乃傳統之別名。實際上,純然孤立的傳統視閾與純然孤立的現代視閾都只不過是人為的一種抽象,只不過是保守主義者與激進主義者一廂情愿的自娛。無論是唯傳統是崇,還是唯現代是舉都陷入了各偏一隅、各執一端的陳舊的主客二元的思維范式,均難逃其各自的狹隘之處。因此理性可取的方式乃是既不以現代凌駕傳統,也不以傳統擠兌現代,而是讓傳統與現代不斷糾纏、讓傳統與現代展開對話,在對話中“視閾融合”,在對話中和諧共在。

        其二,和諧的對話意蘊可以為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的確立提供非常重要的思路。眾所周知,核心價值是社會追求、社會宗旨的基本表征,亦是社會向心力、社會凝聚力得以形成的最為重要的文化因子。可以說,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不僅支配著該社會的政治、倫理、宗教、藝術、科學以及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同時還能成為審視民族文化與大眾生活是否具有深邃意蘊、豐富內涵、精神向度的根本判據。倘若一個社會缺乏核心價值觀念,公民之間、公民與社會之間的認同感、親和力就會趨于弱化,這不僅會導致公民對于社會的認同感、信任感的降低,同時還會導致社會對于風險的抗擊能力的減弱。因此,塑造與倡導社會核心價值觀念無疑是社會進入良性發展的應有之義。

        然而,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與其說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統識”,毋寧說是經由平等協商、真誠溝通而達成的“共識”。換言之,核心價值的形成所基于的不是先驗理性,而是交往理性。如果說先驗理性所執迷的是一種主客二元、非此即彼的思維范式,那么交往理性所彰顯的無疑是一種主客一元,即用顯體的思維范式。如果說先驗理性必然會導致人們對本質主義、基礎主義、獨斷主義的情有獨鐘,那么交往理性則勢必會導致人們對“去先驗”“反本質”“反基礎”的推崇備至。如果說先驗理性實質是以無視他人的理性獨白、默默獨語為理論旨趣,那么交往理性則無疑是以對話溝通、寬容互讓、尊重差異、和而不同為理論宗旨。

        現代社會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各種價值觀交融并立,即人們的價值觀呈多元化態勢。價值沖突與價值多元可能是社會進步、歷史發展的契機與動力、可能是促成個體主體性人格得以確立的積極方式,但也可能是社會動蕩、道德滑坡、倫理失范、價值失序,以及個體在價值追求中產生困惑與迷惘的主要原因。因此面對價值沖突與價值多元的負面功能與消極意義,我們迫切需要與現實交往和對話,并通過重塑與呈現一種核心價值來對多元的價值予以批判性整合,對價值之間的沖突予以調適、緩和與避免,從而既能在價值多元的態勢中找到某種價值共識,消解價值相對主義、價值懷疑主義與價值虛無主義,又能通過一元核心價值觀主導、多元價值取向并存的新價值體系的謀劃,使多元價值取向在社會核心價值的“引領”下,朝著有利于社會成員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的方向邁進。

        但問題是,“引領”的方式是什么?是采用壓制、排斥、消解差異的方式,還是援用交往、對話、兼容差異的方式,顯然應該是后者,因為社會核心價值與其他社會思潮乃是平等的對話主體,況且,事物唯有以相異與多維為前提(“以他平他”),才能齊頭并進、協調發展;相反,如果無視差異、不容異己(“以同裨同”),其結果只能是一損俱損、生機全無。就此而言,社會核心價值的確立唯有基于一種在異中求“和”(“對話”),而非異中求“同”(“獨白”)的思維方略,才能既使得事物非常融洽地相呼應、相并存,又使得各種思潮能夠以積極的方式形成一股合力從而有利于社會的發展。

        其三,“和諧”的“對話”意蘊對全球化語境中的中西文化和諧共存的啟示。對話與溝通日益成為各種文明、文化傳統相互借鏡、和諧共存,各種文明沖突彼此消解的新思路。循此理路,和諧的對話意蘊又可成為審視全球化語境中的中西文化和諧共存的一個新視閾。西風東漸以降,對中西文化的關系的關注與爭執由隱入顯,在當代全球化的語境中和文化多元化的態勢下,中西文化如何和諧共存這一問題更是成了人們聚焦的中心之一。

        肇始于現代西方的唯市場主義、唯消費主義、唯發展主義、唯進步主義可以在我國大有市場,而以人文關懷為旨趣的中國傳統文化在大眾生活中卻屢屢蒙羞、頻頻受挫、瀕臨危機。在從傳統到當代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可謂總是處于東風與西風、古與今、保守與進步、守舊與維新的雙重矛盾的煎熬之中: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不是走向西方,就是走向傳統;不是西方中心論,就是華夏中心論。因而總是在復古、反復古、西化、反西化或者類似于“亦中亦西”的拼盤式的折中中來回搖擺。殊不知,無論是中國文化本位論還是西方文化本位論,無論是唯西方文化是崇,還是唯中國文化是舉,實際上都流于一種獨白式、中心化的思維范式,都是一種你說—我聽、我說—你聽的默默獨語。在上述思維范式中,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是平等的對話主體,不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就是城頭變換大王旗的話語霸權的交替。不是你視我為對象,就是我視你為客體。因而,基于“和諧”的“對話”意蘊走出各種中西文化之爭的偏執與狹隘不僅是我們的理性選擇,同時也是中西文化走向和諧共存的應有之義。

        有鑒于此,“對話”不僅是中西文化融會貫通的新契機、新視閾,而且也是中西文化在全球化語境中提升彼此自身文化新境界、開拓彼此健康發展新路徑的不二法門。然而,對話決不是無需任何實體性奠基的空中樓閣,也不是夸夸其談或者輕描淡寫的你言我語,而是需要諸多實質性的、建設性的現實平臺的搭建,以及各種條件、資源的辯證聯結。換言之,要真正實現中西文化的對話會通、和諧共在,舉其要者,當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我們聚焦與躬行。

        (1)平等協商、真誠溝通。中西文化乃是平等的對話主體,其對話雙方的任何一方不得依憑權威或強勢來壓制對方,其真正的對話必須讓特權式的話語霸權不再奏效;使彼此間的高低強弱之分、尊卑貴賤之別化為烏有。中西文化成功的對話還有賴于對話雙方敞開各自真實的自我,真誠表達自己的思想,倘若沒有真誠的態度,不袒露自己的內心,彼此間不可能有內在的溝通,共識的達成,視閾的融合。

        (2)寬容互讓、懸置中心。中西文化的對話所追求的不是你死我活的相互對立,而是彼此契合的水乳交融,并以“匯百川于一流”、虛懷若谷的心胸寬容互讓、融合異見、博采眾長。“每一方都必須學會采取對方的視角,并且考慮到從他們的視角來看什么與他們有關,目的是延伸一個人自己的視角。在道德學習的過程中,雙方都可以互相形成包容性價值取向,這將使人們可以重新確立一個共同的社會世界”[9]。同時,中西文化對話的展開還必須懸置諸如“華夏中心論”以及“西方中心論”抑或其他各類中心論。在中西文化對話視閾中,沒有我為中心你為邊緣的權力話語,唯有相互依存、不分軒輊的共識謀劃;沒有默默獨語的工具理性,唯有聲情并茂的溝通理性;沒有以一馭萬的絕對中心、主奴邏輯,唯有消解基礎的動態互文。

        (3)尊重差異,和而不同。中西文化對話既不能以共識訴求來消解彼此的差異,以同一性取代差異性,也不能囿于差異,渲染中西文化不可調和的對立,以差異性完全堵塞文化間的對話溝通,從而奉行根本無視文化對話的“文明沖突論”,以及奉行設定東方為西方的他者與傲慢自大的自我價值至上的“東方主義”。事實上,如果沒有彼此間的差異,中西文化不僅沒有對話的必要,其相互激蕩、互為借鏡的可能性同時也蕩然無存,亦即中西文化都將失去完善自身、提升自身的參照系。正所謂“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國語·鄭語》)。正所謂“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國語·鄭語》)。

        人類的文化就像一片竹林,竹枝可以黃綠參差、并立競長,可以并育并行,但卻不會相害相悖。同時多元的世界,也是通過對話超越殊途、走向同歸。宇宙萬物并不會因為其“差異”和“不同”而走向沖突,走向“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統識”,反而會經由平等協商、真誠對話的方式在“互斥中互補”、在“相反中相成”。讓我們真誠期待人與自然、人與人、傳統與現代、主流核心價值與非主流多元價值、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在對話中揚棄,在對話中建構,在對話中達成共識,在對話中圓融會通,在對話中走向和諧。[10]

        “Harmony”of the“Dialogue”Im plication and Its Contem porary Enlightenment

        HU Jun-liang

        Abstract:Chinese traditional idea“Harmony”and“dialogue”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 can interpreteach other,that is,harmony has very deep implication of dialogue,and dialogue also has harmonious pursue.The implication of harmony can benefit agreement of harmonious society,establishment of core value of society and co-exist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Key words:Harmony;Dialogue;Harmony of society;Core value of society;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注釋】

        [1]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50

        [2]何光滬,許志偉.對話二:儒釋道與基督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11

        [3][德]馬丁·布伯.人與人.張健,韋海英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41

        [4][美]杜維明.文化多樣性時代的全球倫理//儒家傳統與啟蒙心態.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21

        [5]錢鐘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1

        [6]陳義海,常昌富.東海西海——從明清間儒學與天學的交涉看中國比較文學之淵源.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2(1)

        [7]張再林.對話主義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世界哲學,2002(2)

        [8]張世英.哲學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314

        [9]哈貝馬斯答復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景天魁研究員的回函http://www.blog.edu.cn/user1/19864/archives/2005/231858.shtm

        [10]胡軍良.對話范式視閾中的中西文化的對話與會通.中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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